□刘玮

河湟方言俗语是河湟方言的精华所在，文字凝练、底蕴深厚、意味深长，以通俗易懂的方言口语承载着河湟谷地的历史文化、地域风情、民风民俗以及人民群众对生活经验的总结与反思，是一代代河湟人祖辈相传的口头文学和智慧结晶。

河湟谷地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混居的地方，受藏族、回族、土族等兄弟民族的影响，世居河湟的汉族人也没有吃狗肉的传统，因此一直流传着“狗肉上不了台盘”的俗语，意思是狗肉不能作为一道正菜出现在宴席上，借喻某个人难以担当大任。在我国其他地方也有“狗肉上不了席面”“狗肉上不了正席”等俗语，虽然言语中满含对狗肉的贬低，但吃狗肉的饮食习惯却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。

我国上古时期的先民们就已开始吃狗肉。距今约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发现过不少狗骨，说明那时的人们既养狗也吃狗。《礼记·少仪》中将“六畜”之一的狗分为三类：“一曰守犬，守御田宅舍也；二曰田犬，田猎所用也；三曰食犬，充庖厨庶馐也。”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进一步解释说：“田犬，长喙善猎；吠犬，短喙善守；食犬，体肥供馔。”商周时狗肉是宫廷祭祀和宴饮时的珍馐美馔。《礼记·曲礼下》中提到的“羹献”，指的就是用狗肉来祭祀天地、宗庙。烤制的用狗网油包裹着的狗肝——肝膋，也被列为周代“八珍”之一。

随着周代王权的衰落，《礼记·王制》中提出的“诸侯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，士无故不杀犬豕，庶人无故不食珍”的礼法也随之瓦解。两汉时期民间吃狗肉成风，据说与汉高祖刘邦年轻时嗜食狗肉有关。刘邦手下的大将樊哙早年就以屠狗为生。他的家乡徐州沛县至今仍以名产鼋汁狗肉而闻名。这流传千年的鼋汁狗肉，据说是当年樊哙杀了一只河里的大鼋，与狗肉一起烹煮而成。据文献记载，西汉时商贩公开出售白切狗肉，供各阶层百姓任意选购。西汉辞赋家枚乘在他的赋作《七发》中，认为用肥狗肉制成的羹汤——“肥狗之和”是“天下之至美也”。秦汉时期吃狗肉的人太多，以至于“狗屠”成了一项专门职业。除了舞阳侯樊哙，著名者还有刺客聂政、燕人高渐离等，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屠狗之人更有如恒河沙数了。汉代的人们活着时狗肉吃不过瘾，死后还想吃狗肉，于是就在坟墓内陪葬众多陶狗，以满足墓主人的口腹之欲。在河南博物院，就陈列着这样一只1977年出土于周口市项城县老城区的绿釉陶立狗。

魏晋南北朝以后，狗肉的地位一落千丈。一来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，他们认为狗是忠诚的狩猎工具，而且能守护主人，所以忌食狗肉。二来也与佛教的传播和兴盛有关。佛教将狗肉列为“五荤三厌”之一，认为是不洁之物，不可食用，于是笃信佛教的南梁朝廷曾公开宣布禁食狗肉。再者这一时期牛、猪、羊等家畜的养殖也逐渐形成规模，正如李白《将进酒》中所说“烹羊宰牛且为乐”。猪、羊这些家畜成为人们餐桌上的新宠，而狗却从原来的“食物”变成了人们的“宠物”，唐代的宫廷贵妇们开始流行养狗。总之狗肉开始淡出人们的餐桌，但吃狗肉的习惯却并未消失。当时许多北方人因战乱而被迫南迁，他们把吃狗肉的习俗也带到了南方，特别是岭南地区吃狗肉成风，如大名鼎鼎的湛江白切狗。

到了北宋崇宁年间，属狗的宋徽宗赵佶忌讳民间杀狗吃肉，便下令禁止。就连遍尝四方美食的老餮苏东坡也对狗肉不屑一顾。明代的人们想必是热衷于吃狗肉的，所以施耐庵在《水浒传》“赵员外重修文殊院，鲁智深大闹五台山”一回中才写了鲁智深手撕狗肉蘸着蒜泥吃的情节。李时珍甚至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列出了吃狗肉的十大好处：“益气、宜肾、补胃、健腰、暖膝、轻身、壮气力、安五脏、补血脉、治五劳七伤。”相传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之初，曾被一条黄狗搭救过性命，因此他为报恩而不准杀狗吃肉。但史籍中并无相关记载，想来是稗官野史而已。

在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古代，狗肉确实不失为一种优质蛋白质来源，但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今天，吃狗肉可能会导致细菌、寄生虫感染，确实不应该再端上人们的“台盘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