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刘皓

《龙凤歌》里有两个重要元素：“梦游”与“故事”。

其一是“梦游”。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，梦是未完成心愿的一种达成。“梦游”对于马秋月之个体（女儿、妻子、母亲），是女性的另一形式的寻找、释放与自我安顿。而对乡土之社群，“梦游”本身也昭示着乡土社群对于另一重世界的追问、探索、挫败，以及自控与失控。这些话题已广为讨论。更重要的话题是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，写作者作为现代中国的个体去回顾乡土，回顾行为或叙述行为本身也近似“梦游”。乡土经验仿佛普鲁斯特的玛德莱纳点心，而写作者努力使记忆与经验变得传奇化，并在寻找本我的叙述过程中，处理自我的失控与自控，压抑与反抗。在这个意义上，《龙凤歌》记录了作者长期以来追踪乡土的毅力与工作，不仅呈现了当下乡土文学与文学传统的对话，以及叙述乡土的“梦游”姿态，更重要的是，“梦游”也成为了近年中国社会性心理的镜像，自控与失控，自我安顿与无法安顿。

其二是“故事”。《龙凤歌》容纳了大大小小的故事，使人想起本雅明关于“讲故事的人”的论述。如果“梦游”是失控的“姿态”，“故事”则是处理失控的“方式”。马秋月仿佛《百年孤独》中时有疯癫的奥雷里亚诺，麻婆子像是经验奇异又神秘的吉普赛人，麻婆子的“故事”则成为马秋月安顿自我的方式。这近似本雅明意义上的人们对远方与他者经验的渴望。而在另一层意义上，“听故事”是马秋月梳理经验与阐释自我的方式。比如马秋月的婚姻实际上来自枣红马的一段故事，“枣红马”的奇遇真实与否，对马秋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枣红马的“故事”。人生活在叙述中，“故事”必须存在，“故事”是我们阐释当下境遇、行为的重要源泉。或者说，我们借助故事来梳理自我经验的生成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看，“故事”是对“梦游”的回应，“梦游”展示了心理的焦躁，“故事”则启示了安顿的方式。

如此看来，《龙凤歌》不仅是一部“乡土文学”，更是以文学的方式记录并召唤出近年来，社会群体面对现实的姿态与方式，以及独特的精神状态，这是它的意义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