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文/图 张翔

清代赵世学先生在《牡丹富贵说》中写道：“牡丹有王者之号，冠万花之首，驰四海之名。终且以富贵称之。夫既称呼富贵，拟以清洁之莲，而未合也；律以隐逸之菊，而未宜也。甚矣，富贵之所以独牡丹也”。

牡丹以她特有的富丽、华贵和丰茂，被视为繁荣昌盛、幸福和平的象征。在黄河上游的河湟谷地，牡丹与芍药，开在高寒贫瘠的土地上，成了荒凉岁月里的另一道有色彩、有味道、有气息的独特风景。而飞翔在青年男女心田上的“花儿”与“少年”，又是高山大野间的人文景观。可以说，提及“牡丹”与“芍药”，就绕不开“花儿”与“少年”这个与爱情有关的话题。

“花儿”也称“少年”，是一种文学与音乐完美结合的独特的艺术形式。它以奇崛大胆的遣词造句、高亢婉转的优美曲调诉说着西北人的悲欢离合，勾勒出高原人慷慨、骁勇、耿直、豁亮的个性。于是，有人称“花儿”是“西北人的爱情生活全书”。

河湟花儿中，牡丹作为重要的意象层出不穷，用来比喻美丽的少女或表达炽热的爱情。在与牡丹相关的经典河湟花儿作品中，《上去高山望平川》是家喻户晓的经典：

“上去个高山望平川，平川里有一朵牡丹；看去是容易摘去是难，摘不到手里是枉然。”

这首“花儿”以牡丹比喻心仪的尕妹，含蓄温婉，是“河州大令”的代表作之一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由著名歌手朱仲禄首次演唱后广为流传。那大胆坦率的心声，让情感的潮水随歌而起，让萦绕于田间地头的真爱无拘无束地流淌。

“白牡丹白者耀人哩，红牡丹红者破哩；尕妹的身旁有人哩，没人是我陪者坐哩。”这首“花儿”用“耀”字形容白牡丹的光彩照人，以“破”字描绘红牡丹的娇艳欲滴，展现了河湟方言新、奇、俏的独特魅力。

在《青石头根里的药水泉》中，“要得我俩的婚姻散，三九天，冰滩上开一朵牡丹。”以违背自然规律（冰滩上开牡丹）的誓言表达爱情的坚贞，与汉乐府《上邪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在《花儿里俊不过白牡丹》里，“花儿里俊不过白牡丹，人里头好不过少年。”以白牡丹象征最美的“花儿”，少年象征最优秀的人，形成天造地设的比喻。

在《阳山阴山的山对山》里，“尕妹妹出来门前站，活像是才开的牡丹。” 用“才开的牡丹”形容少女的风姿，语言质朴、生动、鲜活。

在《十二月牡丹》中，“正月里到了打春哩，牡丹在土里扎根哩；二月里到了驮粪哩，牡丹钻出个土缝哩……”这是长歌“花儿”，以十二个月份描述牡丹的生长过程，象征岁月的交替变换、爱情的萌发与成熟，以男女对唱形式呈现。

这些作品，展现了河湟花儿中牡丹意象的丰富运用，既有短小精悍的情歌，也有长篇叙事对唱，体现了西北民歌的独特艺术魅力。

如果选用一个词来代表河湟地区，那一定是“花儿”里的爱情，“花儿”里的情感，“花儿”里的生活，“花儿”里的向往。

“尕妹是牡丹花中的王，阿哥是蜜蜂者落上。尕妹好比是金铃铛，阿哥的脖子上挂上。”（呛啷啷令）

“牡丹败了吗根留下，有根是有长的树哩；阿哥嘛走了把心留下，有心是有走的路哩。”（直令）

“牡丹的叶叶羊吃了，光杆杆开什么花哩？我的心肝儿花你拔了，空腔（kang）子活啥子人哩？”（水红花令）

“阿哥的白牡丹”“尕妹是牡丹”“尕妹是牡丹院子里开”，牡丹仿佛是河湟花儿的代名词：在牡丹园里喝牡丹花茶，听牡丹令，徜徉在牡丹丛中……就连生活也是一曲朗朗上口的河湟花儿！

在众多的“花儿”曲令中，尤以“牡丹”命名的曲令最多彩、最有名，《白牡丹令》《红牡丹令》《二牡丹令》等从庄稼起伏的田野唱起，一直唱到“六月六”的老爷山花儿会，唱到六月十四的丹麻花儿会，“唱牡丹”唱醉了山川，唱醉了日月，直到无边的金色染黄了丰收的谷地。

从文化传统角度讲，中国文化长久以来就有以花喻人的传统，牡丹在国人心目中地位极高。在河湟花儿的传唱环境里，当歌手们表达对爱情的赞美和对心上人的思念等情感时，借用“牡丹”这一广为人知的美好形象来指代美丽、纯洁、多情的女子，就显得亲切自然、心情愉悦，令人向往。

河湟地区气候干旱，牡丹（尤其西北本土的紫斑牡丹）耐寒耐旱，能在艰苦环境中绽放，与当地人民坚韧的性格形成共鸣。男子以牡丹喻女子，既赞美其外表之美，也暗含对伴侣同甘共苦的期待。

牡丹在河湟花儿中的象征意义，是河湟民众将古典文化符号重构为情感载体的典型例子。它既保留了牡丹作为“国花”的崇高性，又注入了西北特有的质朴、热烈与生命力，最终成为爱情与理想女性的终极隐喻。这一现象深刻反映了民间艺术“以自然之物，言人间之情”的传承智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