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吴墨

在中国绘画史上，有一幅传神之作，那就是《洛神赋图》，其作者是顾恺之。

《洛神赋图》以三国魏文学家曹植的《洛神赋》为依据，描绘了作者对洛水之神宓妃的爱慕以及神人殊隔、不能交接的惆怅。作品将不同情节置于同一画卷，洛神和曹植在一个完整画面的不同场景中反复出现，全卷分为三个部分，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。此画用笔细劲古朴，恰如“春蚕吐丝”，在山川景物描绘上，体现了早期山水画“人大于山，水不容泛”的特点，是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瑰宝之一。

师从卫协，遨游艺术海洋的顾恺之最终成为晋代绘画大师，与曹不兴、陆探微、张僧繇合称“六朝四大家”。

顾恺之生于公元348年，据说其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，他懂事之后缠着父亲询问母亲长相，然后凭借父亲描述反复给母亲画像，画了几年，直到有一天父亲惊呼画像中的人就是他的母亲，他才满意地放下画笔。

由此可见，顾恺之从小就有着崇高的艺术追求。

还有一个故事，说顾恺之曾喜欢上邻居家的一个女子，首次表白未成功后，他把女子的像画在墙上，用针扎其心脏部位，女子从此就得了心痛病。顾恺之再次表白，女子同意后，他偷偷拔掉针，女子的病就好了。

这自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传说，却从侧面反映了顾恺之绘画的精细。在人物绘画上，顾恺之开创了“秀骨清像”的画风。从外形上看，人物体态修长、苗条、清瘦，脸型俊秀；从精神气质上看，具有名士风度和健谈的才华。这种风格反映了当时魏晋时期的审美观念和文化精神，强调人物的内在气质和精神风貌，对后世人物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顾恺之在绘画用笔方面提炼出了“春蚕吐丝”的线条特点。其线条粗细变化不大，纤细均匀，流畅自如，具有轻快、优美的装饰效果和紧劲连绵、气脉通连的特点，给人以迂回荡漾的感觉。这种独特的线条运用成为顾恺之绘画的重要标志之一，也为后世画家所借鉴和模仿。

除了《洛神赋图》，顾恺之遗留在世的作品还有《女史箴图》，但现存的也只是唐代摹本，原有12段，因年代久远，现存仅剩9段，为绢本。此画依据西晋张华《女史箴》一文而作，原文十二节，所画亦为十二段，每段画一个故事，是描写古代宫廷妇女的节义行为，标榜封建“女德”的作品。画中人物线条粗犷流畅，造型准确，特别是对妇女的描绘，体态轻盈，婀娜多姿。

此外，顾恺之存世的残本《列女仁智图》，共收集15个列女故事，其中“楚武邓曼”“许穆夫人”“曹僖氏妻”“孙叔敖母”“晋伯宗妻”“灵公夫人”“晋羊叔姬”7 个故事的画卷保存完整，“齐灵仲子”“晋范氏母”“鲁漆室女”3个故事的画卷只存一半，其余5个故事的画卷则全丢失。此图的构图布局与汉画像石一脉相承，从人物的造型和线条运用上可以看出顾恺之的绘画风格和技艺特点。

顾恺之的画论核心是“传神论”，他认为人物画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描绘人物的外貌，而是要传达人物的内在精神和性格特征。他强调人物画要抓住人物的眼神、表情、姿态等细节，表现出人物的神韵和风采。他提出“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”，意思是人物的眼神是传达精神的关键所在。为此，顾恺之画人物时，常常不点眼睛，有时甚至几年都不点。他认为人四肢的美丑对画像的精妙之处影响不大，人像的传神之处全在眼睛里面，要是点出眼睛，画中的人就会说话了，这便是成语“点睛之笔”的由来。这种理论对后世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，成为中国人物画的重要审美标准和创作原则。

“以形写神”是顾恺之“传神论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主张在形似的基础上，通过对人物外形的描绘来表现人物的精神内涵。这就要求画家不仅要有精湛的绘画技巧，还要对所描绘的对象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，能够准确地抓住人物的特征和气质，从而使作品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。

“迁想妙得”则是顾恺之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绘画理论观点。它强调画家在创作过程中，要通过联想和想象，将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融入作品中，从而更好地表现出对象的内在本质和精神风貌。这种理论不仅对绘画创作具有指导意义，也体现了顾恺之对艺术创作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。

顾恺之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早的卓越的绘画理论家之一。他的绘画理论著作《魏晋胜流画赞》《论画》《画云台山记》等，对绘画的表现对象、构图、用笔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述，为中国绘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顾恺之的绘画风格、技法和理论对后世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他的“春蚕吐丝”的线条运用、“秀骨清像”的人物造型以及“传神论”等绘画理论，成为后世画家学习和借鉴的典范。许多后世的画家在创作中都受到了顾恺之的影响，不断地探索和发展中国绘画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。

顾恺之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位巨匠，他的绘画理论深刻，绘画风格独特，线条运用精湛，人物造型优美，作品富有神韵和艺术感染力。顾恺之的绘画成就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宝贵财富，也在世界绘画史上做出重要贡献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。